来源：摘自2011年4月18日《南方人物周刊》
作者：张素我口述，周海滨整理
【摘要】红卫兵走后，父亲对家人和机要秘书余湛邦说：“今后若干年，这将是一个大笑话。”
为了不惹麻烦，父亲让人买回毛主席像和语录。
余秘书无意中在父亲座椅对面挂了一幅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不是做文章，不是绘画绣花，不能那样雅致，那样从容不迫，文质彬彬，那样温良恭俭让。革命是暴动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”的语录。
父亲看了很不高兴，问余秘书语出何处。
余秘书说是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中的话。
父亲问他：“你认为怎么样？”
余秘书回答了考察报告的时间、地点和对象。
父亲听了，一言不发。
我的父亲张治中，人称“和平将军”，已经离开我们42年了，如果活在世上，也已经121岁。作为惟一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，惟一敢对毛泽东、蒋介石多次直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，父亲经历了鲜为人知的国共往事。
父亲一生与国民党、与蒋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，他是蒋介石的八大亲信之一，两人交往颇深，父亲长期置身于国民党最高决策层。
但是，虽然跟随蒋介石20年，父亲从未参加一次反共内战，而是以独特的身份与毛泽东、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交谊深厚。毛泽东称“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”，“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”。
1949年4月，国共和谈破裂，返回南方还是留守北平，曾令南京政府代表张治中极度苦恼；建国后，他曾有短暂的喜悦，但接下来频仍的政治运动让他陷入痛苦中。
留在北平
留在北平的一段时间是父亲少有的休闲时间，他自己也说有30年没有这么休息过了。他在3个月的时间里逛北京的名胜古迹、听北平的大鼓和四大名旦的京剧。
父亲留下来后也背着沉重的思想负担，他的思想症结是：
“拿我（张治中）和蒋介石的关系来说，他是国民党的总裁，我是国民党的干部，而且在一般人看来，我还是他的亲信干部、重要干部；
而他在反共，在主战，我则一贯地主张联共、主张和平，4月1日以后更跑到共产党这边来，一来就不回去了，这不是变成干部背叛领袖了吗？”
4月到6月，这3个月里是他最苦闷的一段时间，“我是一个国民党党员，但现在站到共产党这边来了，人家会不会说我是‘投机’呢？这一问题在我脑海里盘旋了很久，没有想出一个答案。”
“我是为和谈来的，而且是代表团的首席代表，和谈既然破裂，为什么不回去？留在北平干什么？算怎么一回事？”
而父亲对自己如果回南京命运会如何，曾经有过判断。一些朋友劝说张治中，国民党特务和反动分子会加害他们，张治中说：“我个人方面没有这个计较……”
直到发生一件事。
国民党方面对南京政府代表团全部留在北平的事情，十分气愤。1949年6月15日，广州中央社发出电讯《张治中在平被扣详情》，后来又发两个电讯，并对父亲进行攻击，说父亲在北平策动和平，受了中共的唆使，离开北平行踪不明。
为澄清事实，父亲不得不在6月26日发表《对时局的声明》一文，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。《声明》称——
我居留北平已八十天了，以我所见所闻的，觉得处处显露出一种新的转变、新的趋向，象征着我们国家民族的前途已显示出新的希望。就是中共以二十多年的奋斗经验，深得服务人民建设国家的要领，并且具有严格的批评制度，学习精神，和切实、刻苦、稳健的作风。
父亲最后想通了，他经历了最痛苦的思想斗争，用他的话说，就是“把理论上的国民党——国民党的主义和它的应有的本质——与被反动派长期窃据的国民党的现实区别开来一想，就想通了。”
父亲自问，国民党应该是个怎样的党？而事实上又蜕化为一个怎样的党？他所憧憬的国民党的灵魂哪里去了？
他所追求的“恢复革命精神，实行民主政策”，为的是把国民党从错误的道路上扭转过来，但是却回天乏术。
“年初一”
此后，毛主席多次找父亲谈话，并希望他参加政协和政府的工作。
中国人民新政治协商会议正在酝酿筹备时，在一次会议上毛主席当着朱德和其他一些中央领导人的面，指了指父亲说：
“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，我想提请他在人民政府中担任职务，你们看怎么样？”
还没等别人回答，父亲自己先摇头说：
“过去这一阶段的政权是我们负责的，今已失败，成为过去了，我这个人也应该成为过去了。”
毛主席笑着说：
“过去的阶段从你发表声明之日等于过了‘年三十’，今后还应从‘年初一’做起。”
周伯伯也对我父亲说：“你还是封建道德！”“你为什么只对某些人存幻想，而不为全中国人民着想？你为什么不为革命事业着想？”
我父亲谈起思想转变时，常念念不忘这两句话。
1949年9月，政协会议召开，来自全国各地的许多著名人士、民主党派人士共商建国大计。父亲在世时常讲，参加新中国工作的后半生，特别是建国初期这一段是他最惬意的时光。
父亲参加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、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，以后参加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、最高国务会议和国防委员会。
每次开会时，父亲都是发言的时候多，不发言的时候少，真正做到了“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”。
1949年6月，毛主席邀请各界人士座谈商讨国是，父亲也应邀参加。毛主席整合了大家的意见，拟用“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”作为国名。
在座的很多人表示赞同，唯有父亲表示不同意，说：
“‘共和’这个词的本身就包含了‘民主’的意思，何必重复？不如就干脆叫‘中华人民共和国’。”
毛主席接受了父亲的意见，我们的国家因此被定名为“中华人民共和国”。
1949年9月8日，毛主席约见父亲，对他说，解放军已经决定由兰州和青海分两路向新疆进军，希望父亲去电给新疆军政负责人，要他们起义。还说，从新疆了解到的情况，只要父亲去电，他们一定会照办的。
父亲说：
“我早有此意，不过新疆和我通讯早已中断，不知怎样才能和他联系上？”
毛主席告诉他：
“我们已在伊宁建立电台，你的电报可由伊宁邓力群转到迪化。”
父亲听了毛主席的吩咐，立即给中共在伊宁的负责人邓力群同志打了电报，请他转告陶峙岳将军和包尔汉主席，要他们正式宣布与广州政府断绝关系（那时国民党政府已节节败退到广州），归向人民民主政府。
父亲曾在新疆任职多年，对那里的情况十分了解。经过反复思考，他将和平解放新疆的意见书提交毛泽东，希望为和平解放新疆做出贡献。
9月10日，父亲致电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、省主席包尔汉。第二天又就起义的具体问题单独致电陶峙岳。
9月21日，毛主席再次就新疆和平解放问题致信父亲。父亲接信后第二天，又致电陶、包，嘱其立即与彭德怀接洽宣布起义，要陶峙岳以父亲的名义电令在河西的周嘉彬、黄祖勋两军接受陶的命令，与前线将领接洽表示诚意，不应再犹豫顾虑。
9月25日陶峙岳通电起义，26日包尔汉也宣布起义，新疆和平解放。
记得1955年国庆节举行了授勋典礼，父亲和陶峙岳将军都光荣地接受了一级解放勋章。
1962年春节前夕，周恩来邀请傅作义、张治中、屈武商谈对台湾工作问题。这是会后合影。左起：张治中、周恩来、傅作义、屈武
精神上解放
1949年到北平后，我们家在经济上遇到了一些困难。父亲曾经让一纯和张立钧去傅作义先生家借钱。
到了那里，傅先生问借多少，他们说借250元。傅先生随即叫人拿出500银元。
这件事很快就被周恩来知道了。一星期后，他派人送来一封信。信一开头就表示歉意，然后写道：“不知你们经济上这么困难，现拨出6000元供你们使用。”
后来，毛主席由马鞍山去南京视察，一下火车就笑着问江苏省委第一书记江渭清：
“你借文白先生的3000元到底还了没有？”
江渭清笑着说：
“还没有。”
毛泽东说：
“你们可别忘了还啊！”
原来，江渭清在湖南打游击时，经费非常困难，曾找父亲借钱资助。
1951年，根治淮河工程开始，中共中央任命父亲为中央治淮视察团团长，到工地进行视察和慰问。
临出发前，父亲却病倒了。
毛泽东得知父亲病了以后，在5月5日特派江青持亲笔信到家里来慰问，对父亲的病情表示了极大的关切。
1952年夏，父亲从西安到北京，毛泽东来到家中，长谈了两个小时。父亲说：
毛主席啊，我们国家这么大、这么多人口，我们只跟苏联建立外交关系，做生意、搞贸易，不是长久之计，我们应该和各个国家搞贸易做生意。
毛泽东站起来说：
东风压倒西风，我们两个人要争论一百年。
1958年5月，反右派斗争接近尾声，父亲写了一份《自我检查书》，总结了建国以后参加革命工作的功过、得失、是非，送毛泽东审阅，并附去1949年冬所写《六十岁总结》。
22日，毛泽东复信：
文白先生：
五月三日的信早已收到。原封不动，直至今天，打开一看，一口气读完了《六十岁总结》，感到高兴。
我的高兴，不是在你的世界观方面。在这方面，我们是有距离的。高兴是在作品的气氛方面，是在使人能看到作者的新的若干点方面，是在你还有向前进取的意愿方面。
我猜想，这一年多的时间内，害苦了你，一个老人遇到这样的大风浪。这种心情，我是理解的。觅暇当约大驾一谈。这几天尚不可能。
祝安好！问候你的夫人和孩子们！
毛泽东
五月二十二日上午七时
后来父亲问毛主席：
“你说我们的世界观有距离，指的是哪些地方？”
毛主席说：
“你在《六十岁总结》曾说，你对阶级斗争的观念是很模糊的，但是今年写的《自我检查书》里怎么没有提到？你对阶级斗争还没有搞清楚吧？”
1958年9月10日至29日，父亲陪同毛泽东视察了湖北、安徽、南京、上海、杭州等地。一路上，他写了4万多字的日记。这一年，父亲与毛泽东的交往和友情应该是最好的时期。
这次视察是毛泽东邀请父亲去的，他很珍惜这次机会，每天的视察和与毛泽东的谈话都会详细地记录下来。
回来以后，父亲写了《人民热爱毛主席——随毛主席视察散记》一文，发表在《人民日报》上，详细记述了各地人民群众对毛主席的真诚的、热烈的爱戴之情，以及毛主席热爱群众、关心群众生活的情况。
父亲曾经回忆说，毛主席在这次视察时曾谈起父亲的世界观问题。他指着父亲笑着对罗瑞卿部长等人说：
“我曾说他的世界观问题没有解决，但是他说已经解决了。他说他从1949年起就已经感到高兴了、满足了，我不相信，我就没有感到高兴过满足过。
我在1955年走了几个省份，看到农业合作化已经超过半数户口了，我才有点高兴；可是1956年刮起一阵歪风，说是冒进了，要赶快后退，我又不高兴了。到今年（1958）我看到全国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情况，我才真正感到有点高兴。”
“文革”变故
在“反右”斗争中，父亲对运动不理解，表示了不同的看法，对党与非党的问题曾作长篇直言。
同时他对民革中央的“反右”颇有看法，态度消极。
父亲的言行招致一些人的不满，一夜间民革大院贴满了邵力子和父亲的大字报。
毛泽东、周伯伯知道后，保护了父亲，毛泽东批评某些人“不要被胜利冲昏了头脑”。
1966年初夏，我国发生了史无前例的“文化大革命”运动，全国乱翻了天。学生不上课了，铁路车厢由学生乘了到处大串联……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上多次接见红卫兵。
我家那时就住在父母家的隔壁，仅一墙之隔。
每年6月至7月，我父母都会到北戴河避暑，我因在学校教书有暑假，几乎每年都随去两周或三周。但那年我尚未动身，红卫兵来抄家了。
第一批是以十一学校为代表共几十人，一天晚上按我家的门铃，声称是来破“四旧”的。
我家是一座旧楼房，大儿子正好在家，立即开了门，他们一哄而入，楼上楼下乱窜。
说实在的那时我家仅有几张沙发、桌椅，衣柜里一些衣物、首饰，他们翻箱倒柜，然后又塞回去搬到一楼堆在一起。我让他们贴上封条，内有我的英文打字机及飞利浦牌收音机一台。
过了几天，另外一批红卫兵又来了，坚决要把上批红卫兵封存的东西拿走。有一位老工人为他们推车，心中很不耐烦，直摇头。
我很天真地恳求他们无论如何不要拿走我教学用具——打字机，及每天要听新闻的收音机。他们凶凶地对我说：“谁还要你教书呀！”当晚打电话给在北戴河的父母亲，父亲决定次日返京。
第二天，父亲刚到家站在院子的台阶上，红卫兵就进大门了。
红卫兵指着父亲问：
“你是谁？”
父亲很生气：
“你要问我是谁，你可以去问毛主席。”
红卫兵砸了只花瓶，拿走了父亲的佩剑，还责问为什么不挂毛主席像和语录，出门时把一把切西瓜的小刀也视为武器掳走，扬长而去。
红卫兵走后，父亲对家人和机要秘书余湛邦说：
“今后若干年，这将是一个大笑话。”
为了不惹麻烦，父亲让人买回毛主席像和语录。
余秘书无意中在父亲座椅对面挂了一幅“革命不是请客吃饭，不是做文章，不是绘画绣花，不能那样雅致，那样从容不迫，文质彬彬，那样温良恭俭让。革命是暴动，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”的语录。
父亲看了很不高兴，问余秘书语出何处。
余秘书说是《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》中的话。
父亲问他：
“你认为怎么样？”
余秘书回答了考察报告的时间、地点和对象。
父亲听了，一言不发。
过了一天，父亲家中的警卫都换上了红卫兵的袖章。父亲受到周伯伯的关爱，被保护起来了。
就是那次，红卫兵们听说我的先生周嘉彬有一辆摩托车，平时骑它上班。
其实，嘉彬早已将摩托车送给他的单位——水利部了，可是红卫兵这次要在我家找。
那么大一辆车，何处能藏？我家地下室和上层中间有一小块空档，红卫兵手拿皮鞭罚我爬进去，哪有？这不是没有常识吗？都是高中学生了！
我当时只得服从，不然要挨一鞭子的。
过了几天麻烦又来了。一伙红卫兵要住我家楼下，我们不得不应允。
以后的日子就更难过了，人声嘈杂，外面找人敲门他们听不见，我们必须下楼为之开门。烟味上升令我不能忍受……
一位老友夫妇见此情况甚感不安。他家有一处房子可住。承他们盛情我们一家移居水碓子。我们安稳地住了一些日子。
红卫兵来抄了多次家，《纪念父亲张治中将军》中的近400幅珍贵历史照片就是我在红卫兵走后从地上含泪一张张地捡起来的。
忽然有一天我和嘉彬外出回家时邻居对我说：“你家来客了。”我见单元门口有一辆大吉普车。
上到三楼家门紧闭，敲门保姆才开，原来水利部来人抄查文件。
又过了几天水利部来人把嘉彬带到部里，说是隔离审查。
这一段时期他不时写信要我送上零用钱、换洗衣服、肥皂、牙膏。
那个年代我的小弟一纯也在水利部工作。有一个大雪天部门前有许多人在卸煤，其中就有他姐夫。后来我才得知嘉彬打着赤膊仅穿一件棉纱背心，从车上把煤卸下，身上汗流浃背。
1969年我父亲病危，母亲就和国务院有关方面说了话：
“我的长子远在台湾，长婿如长子，能否请放周嘉彬回家看看他的岳父？如仍有问题，再叫他回去，可以吗？”
嘉彬终于回家了。
在我们一家最艰难的时候，周伯伯出面保护了父亲。周总理知道后派解放军来接管了，红卫兵就进不来了。
听说周伯伯还多次在红卫兵集会上宣传父亲的功绩，他说，“张治中是我们党的好朋友，他曾经三到延安。重庆谈判期间亲自接送毛主席，为保证毛主席的安全做出了贡献。”
1966年，周伯伯把父亲送到解放军总医院，改名叫林友文，不让我们家属去，也不让通电话。借此机会，同时保护了不少国民党高级将领。
“文化大革命”开始后，很多老干部靠边站，父亲想不通。陈毅同志亲自来劝他说：“这是群众运动嘛，没有关系的。”不久，老干部一个个被打倒了。
1966年国庆节，父亲在天安门城楼见到毛泽东。毛泽东问“红卫兵去你家了没有”。
父亲回答说“去了”。
毛泽东很惊讶：
“你不是当权派，更不是党内当权派，他们到你家去干什么？”
听了这话，父亲心里还是高兴的，并不是要把所有的人都要打倒，而是反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。父亲回家后还把毛主席的话津津乐道地讲给我们听。
我的堂妹张素德后来撰文回忆父亲在“文革”期间与她的一次对话：
父亲见到从南京来北京探望的素德很高兴，问起外面的情况，素德如实相告。父亲听着听着，脸色越来越不好，眉头深皱，他对名为破“四旧”、实则打砸抢整人的情况感到惊疑，摇摇头说：“若干年后，这将是个大笑话。”
父亲又问素德外面有哪些大字报，当他听说除了有“打倒刘少奇”之外还出现了“打倒朱德、陈毅”等大字报时，说：“都搞到开国功臣头上啦！”
还问素德：“孩子告诉我，不积极参加，当不了无产阶级革命派？”
素德说：“是的，但我们反对打砸抢，任何时候都要讲政策，凭良心做人嘛！”
父亲点点头，微笑地说：“不当就不当吧，实事求是嘛。”
情况越来越糟，父亲熟识的一大批开国功臣被打倒、被关进“牛棚”，被拉出去游街示众，甚至被逼死，一些民主党派人士也受到冲击，父亲心情沉重。父亲从此很沉默，也不说话，每天看着报纸，一言不发。但是他的健康却被这种郁闷的情绪所吞噬。
父亲不是突然去世的。他主要是长期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。他心情很不愉快。他没有什么很严重的病，只是长期不愉快，一直不舒服。他身体一直很好，根本就没有具体病症，就那么躺着起不来，母亲昼夜服侍好几年，后来父亲就是浑身都软。
1969年4月6日，父亲去世。他岁数并不大，79岁。
父亲生病期间，毛泽东派人送来了东北最好的人参。平时，毛主席多次邀请父亲去他家吃便饭，有时还请我们全家。
父亲去世后，统战部当时的领导提出不搞告别仪式，周总理则提出，一定要搞个仪式。总理说：“我参加，再通知其他张治中的党内外的老朋友。”
4月9日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举行了张治中遗体告别仪式。
父亲去世时，我和弟弟一纯在父亲身边。在生命的最后3年，父亲每天晚上都问下班回来的一纯文革的情况，问谁被打倒了，谁被抄家了。
父亲对“文化大革命”很不理解，非常反感。他对一纯说过，“文化大革命”比军阀混战还乱。谁也管不了谁，政府说话也不管用。
听说彭德怀被打倒，父亲写信给毛泽东，听说刘少奇被打倒，父亲也写信给毛泽东。
彭德怀被打倒后父亲写的这封信，我印象很深。他写了1万多字的信为彭德怀讲话。他在信里讲彭德怀的生活非常简朴，对自己非常的严，洗脸水都不倒掉，留着接着洗脚。彭德怀非常艰苦朴素，他绝对不会反对您老人家。
我父亲和彭德怀关系很好。解放以前他在西北工作，解放后也在西北。他对彭德怀很了解。1950年1月，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时，彭德怀担任主席，父亲担任副主席。
后来在一个小范围的会上，毛主席提出来批判彭德怀，我父亲就起来发言。这是我听父亲朋友的秘书说的，父亲发言说不同意毛主席的观点。
这封“万言书”寄到了周伯伯手里，周伯伯就派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高登榜来广东找我父亲。父亲那时候冬天在广州休养。
高登榜看到我父亲就说，周总理让我转告你：“你写的信主席收到了，请放心。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，剩下的事我来办。”
这个事是周伯伯压下来了，实质上是周伯伯保护了我父亲。现在我明白这是周总理保护了我父亲，当时其实不理解为什么不送信给毛泽东。
“十大元帅要是都没了，主席身边怎么办？”父亲曾经在面见毛泽东时说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。
那时父亲身体已经很不好了。这几个元帅都被打倒以后，他在会上讲过这句话，我和一纯也听他当面讲过，他还说，“我一定去见毛主席！”
1967年国庆节，毛泽东在天安门检阅红卫兵。父亲执意要见毛泽东，当时他的身体很不好了，就让一纯推着他到了天安门城楼上，见到毛泽东后他说：
“主席啊，你走得太快了，我跟不上了。我一向认为共产党的干部都是好的，怎么一下子这么多好干部都变成走资派了？”
接着又说：
“现在被打倒的干部早就超过5%，党内我有许多老朋友都被打倒了。那些元帅都被打倒了，你怎么办呢？”
讲到这时，毛泽东站了起来，他本来一直坐着，说到这他站起来了。
毛泽东说，“文白兄啊，你放心吧，我们可以甄别嘛！”
父亲也站起来了，因为毛主席站起来了，一纯就扶他站了起来。但是站起来后，父亲并没有说话，一纯说看着他很沉闷、很沉闷，没有说话。他不能跟我讲什么心里不高兴的话，但他闷闷不乐。
林彪的地位越来越高，名字竟然排在周总理之上，父亲忧心忡忡，而周伯伯处之泰然。父亲一方面佩服周伯伯的谦逊，一方面为他的处境担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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